私恶公善在边境检查站那间水泄不通的拘留室外面,丁秋隔着一道栅栏站着,盯着里面那个蹲在地上的自己一手带大的商户。 “私藏毒品的是你。”丁秋的声音很平静,像是往地上放了一只水杯。“三年前,你的妻子在这里难产,是我骑着摩托车冒雨走了四个小时趟过滑坡的山路,把护士接进了村子。你的孩子从我手里接生,你的命从虎口里抢回来。你今天站在对面,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?” 那个男人没有抬头。他叫刘大可,三十出头,在边境小镇开了间杂货店。三年来,丁秋以市场监管员的身份,替他挡过走私调查、压过消防罚单、甚至替他顶过一次行政处分,只因为刘大可的店铺是方圆二十里唯一能买到退烧药的地方。这是丁秋自己说的——“公家的腿断了,就用手爬;手断了,就用嘴咬着绳往前拖。”她在这个镇子上干了九年,把一身制服穿成了所有人的保护伞。 对面的人终于开口了:“丁姐……你不懂。” “我不懂什么?”丁秋的声音忽然高了一度,“我不懂你家里还有小孩要养,我不懂县城医院的药比镇上贵三倍,我不懂贩毒比卖杂货赚得多?” “你不懂镇上的人生病的时候等不了你!”刘大可猛地抬头,眼睛血红,“你不懂我女儿下个月的学费还差八百块,你不懂那边的人说只要过一关就能拿到十万,你觉得我没用过良心吗?丁姐,你每次巡街的时候我都在后背心贴着暖宝宝,因为货架后面压着的东西烤着我的心。你知不知道?” 栅栏后面安静了。丁秋的嘴唇动了一下,没有接话。身后的小镇上炊烟正起,黄昏把成片低矮的铁皮屋顶染成灰红色。她转头看了一眼远处界碑的方向,又转回来,掏出一部手机。 “你刚才说的话,我都录了音。” 刘大可的脸色肉眼可见地变白了。 “我放了三年的人情,就是为了等你说出这句话。”丁秋把手机揣回兜里,声音干得像沙地里的草,“明天早上八点之前,把那批东西从哪里来的、卖给谁的、过了谁的手,一个字不漏地给我。然后我会把你移送给缉毒大队,公诉到法院。你女儿的事,我和镇上几个商户说好了,每家每个月凑两百,到你出来为止。她不知道她爸干了什么,我替你把她保下来。” 这是丁秋想了三年的办法。她知道刘大可做错了,也知道自己身为公职人员包庇了他太久。可她更清楚,如果她按规矩办事、早点把他送进去,镇上就再也没有人能买到便宜的药品和食品,老人和孩子看病的路就只能继续在地上爬。所以她等。等一个既能举报、又不让他彻底毁灭的时机。她在公与私、善与恶之间给自己画了一条极其危险的细线——而那根线的终点,就是明天早上的那通缉毒大队的电话。 “丁姐,你疯了吗?” “我没疯。疯的是这个世界,一边让好人活不下去,一边把坏人送进牢里问为什么。”丁秋低下头,隔着栅栏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可我还是觉得,人总要有个办法,让自己既做对了事情,又做对了人。我今天做到的,就是把你送到法庭上,把你女儿留在这边。这一局,我赢了一半。” 刘大可低下头,许久没有说话。拘留室外面响起了警车的鸣笛声,不紧不慢地由远及近。丁秋转身往外走,步子迈得不大,后背挺得很直。她知道自己很快也要被叫去谈话,情况说明、组织审查、甚至可能的是一个处分决定。但那都不要紧。她在这条边境线上忍了整整三年,就为了在一场无法两全的棋局里,替公义和私心各自留一口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