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街柳巷

花街柳巷民国十七年，深秋。 上海的夜是被霓虹灯和汗味浸泡过的。 我站在“夜巴黎舞厅”对面的电报局二楼，隔着布满水汽的玻璃窗望向那条窄巷。巷口悬着一盏摇摇欲坠的油纸灯笼，上头写着三个褪了色的描金字——花街柳巷。 那是上海滩最老的一条烟花巷，也是我少年时最熟悉的地方。 我叫陈少卿，十年前从这条巷子里跑出去，坐了七天七夜的船去了南洋。十年里我给家里寄过三封信，每一封都石沉大海。我以为母亲早已不在人世，直到三天前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，只有六个字——母病危，速归。 可等我下了船，找遍整条巷子，也没找到记忆里那扇斑驳的红漆木门。 “花街柳巷”，是我母亲的产业。准确地说，是整个院子的看门人兼杂役。可我现在站在巷口，却找不到任何一处熟悉的地方——原来的木楼被拆了，改成了三层高的水泥洋房，一楼开着一家鸦片馆，二楼是赌场，三楼挂着粉色的纱帘，浓妆艳抹的女人倚在栏杆上嗑瓜子。 “先生，上来坐坐嘛。”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朝我招手，嘴角有一颗我从未见过的痣。 我摇了摇头，继续往里走。巷子深处比外面安静得多，只有几盏昏黄的壁灯照亮潮湿的青石板路。空气里弥漫着煤炉和药汤混合的气味，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 “砰——” 一声沉闷的枪响从巷尾传来，紧接着是玻璃碎裂的声音，女人的尖叫，男人的咒骂。我本能地朝声音来源跑去，心脏跳得像擂鼓。 巷尾最后一间屋子，门上没有挂牌子，窗子糊着发黄的报纸。我推开门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 昏暗的灯光下，一个穿阴丹士林蓝布衫的女人倒在地上，脑后的鲜血洇开了一大片。她侧着脸，嘴角挂着一丝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笑意，手里攥着一把老式左轮手枪的枪管，枪柄朝外。 她的脸保养得很好，只有眼角那些细密的纹路暴露了真实的年纪。我蹲下身子，颤抖着拨开她额前的碎发，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一样僵在原地。 是母亲。 那张脸，那双眼，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，只是多了一道从左眉尾延伸到耳根的疤痕。那是她年轻时被醉酒的客人用碎酒瓶划的，我五岁那年趴在门缝里亲眼目睹了那一幕。 一个尖细的嗓音在我身后响起：“她还真是说到做到。” 我猛地回头，看见一个佝偻的老太婆靠在门框上，手里捧着一只搪瓷茶缸，干瘪的嘴唇一张一合：“你娘当年发过誓的，谁要是敢打这间屋子的主意，她就用自己的命抵。你爹死的时候，她就说过这句话。后来你爹的那份租契被人偷了，她就一个人守着。守了整整十年，守到你回来。你倒好，一封信都没回过。” 老妇人的声音渐渐模糊，我低头看向母亲手里那把枪——枪柄上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“卿”字，是我幼时用小刀刻上去的。她一直留着。 而枪管所指的方向，是桌上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里的少年穿着一件旧长衫，笑得没心没肺。 是我。十年前的，离家出走那天早上刚拍的照片。 我最后一次想起母亲，是在南洋的橡胶园里被工头鞭打的那个夜晚。我以为自己恨她，恨她把我留在那条肮脏的巷子里。可我现在才明白，她只是用尽全力，不让那条巷子吞掉我。 花街柳巷没有花，也没有柳。它只是上海滩最暗的一个角落，而我母亲，用她的一辈子，替我照亮了一片能走出去的路。民国十七年，深秋。 上海的夜是被霓虹灯和汗味浸泡过的。 我站在“夜巴黎舞厅”对面的电报局二楼，隔着布满水汽的玻璃窗望向那条窄巷。巷口悬着一盏摇摇欲坠的油纸灯笼，上头写着三个褪了色的描金字——花街柳巷。  那是上海滩最老的一条烟花巷，也是我少年时最熟悉的地方。 我叫陈少卿，十年前从这条巷子里跑出去，坐了七天七夜的船去了南洋。十年里我给家里寄过三封信，每一封都石沉大海。我以为母亲早已不在人世，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