叔母

叔母# 叔母 窗外的雨已经下了整整三天，我坐在老宅的厅堂里，看着叔母一针一线地缝补着一件早已褪色的婴儿棉袄。 “这棉袄是你小时候穿的。”她抬起头，眼角的皱纹像蛛网般细密，声音却依然温和如水。 我叫陆远，今年三十二岁，在北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一座不大的房子，和一个准备结婚的女友。但在接到这通电话之前，我已经有七年没有回过这座南方小镇。 电话是邻居周婶打来的，说叔母摔了一跤，住了三天院，谁也不肯告诉，独自办了出院手续回了老宅。 叔母不姓陆，她姓林，叫林秀兰。年轻时嫁给了我的叔父陆国栋——也就是我父亲的亲弟弟。叔父在她生完第一个孩子后便去了南方打工，再没回来过。那个孩子也没有活过三岁。 我的母亲在我五岁那年病逝，父亲在镇上打零工养活我。叔母便承担起了照顾我的大部分责任。她似乎把我当成她失去的那个孩子，把所有无处安放的母爱都倾注在了我身上。 老宅的墙壁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，照片里的叔母抱着年幼的我，笑得像一朵盛开的栀子花。在她的膝上，我度过了童年里最温暖的时光。 “叔母，跟我去北京住吧。”我说出这句话时，自己都吓了一跳。 她低头笑了笑，摇摇头：“这儿住惯了。” “可是您一个人……” “傻孩子，”她放下手中的针线，抬眼看着我，“你忘了你叔母是干什么的了？我在镇上的小学教了三十年的书，这个镇子上，有一半的人都是我看着长大的。我怎么会是一个人？” 我沉默了。是的，我忘了。叔母是镇上小学的语文老师，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讲台。她教过的学生，有的当了医生，有的做了法官，还有一个在北京开画廊的年轻人，据说每年春节都会专程回来看她。 但我知道，她说的“一个人”和“孤独”是两回事。 夜里，雨声渐歇。我走到老宅的院子里，看见叔母房间的灯光还亮着。门虚掩着，我透过门缝看见她从床底拖出一个上了锁的木箱。 里面是一叠用红绸布包裹的信，已经发黄发脆。 我认得那些字迹，是叔父的。原来他从未完全消失，他一直都在。 那一夜，叔母第一次对我说起叔父的事。那些信跨越了几十年，从深圳到广州，从建筑工地到造船厂。叔父在最后一封信里说，他在工地受了伤，不想拖累她和孩子，决定彻底消失。 “他还活着吗？”我轻声问。 “三年前，有人告诉我，他在贵阳的一家医院里去世了。”叔母的声音很平静，“我托人去看了，是真的。肺癌。” 她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他走得很安详。” “您恨他吗？” “说不恨是假的。但恨有什么用？”她笑了笑，“我这一辈子，该做的事都做了。教了书，带大了你，守住了这个家。值了。” 窗外的月色清冷，照在叔母花白的头发上，像镀上一层银光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在我记忆中永远年轻、永远温暖的女人，已经老了。 “让我带您去北京吧，至少住一阵子。”我的请求变得急切，“我可以照顾您，陪您去看看天安门，逛逛故宫，尝尝您没吃过的东西。” 叔母静静地看着我，像在看一个倔强的孩子。 “傻孩子，我哪里都不去。”她牵起我的手，手上全是老茧，“你说的那些地方，我早就在书里、电视里看过了。我想要看的东西，现在就在我眼前。” 她用手指了指厅堂里那些老照片：“你小的时候，我总想着，等你长大了，我就完成了这辈子的任务。可你没长大我也老了。你成人了，我倒不是觉得完成任务，而是觉得……” 她停顿了很久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而是觉得，你要走了，离开我。就像那个孩子一样，就像你叔父一样。” 那一夜，我像个孩子一样趴在叔母的膝上哭了很久。她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发，就像二十多年前一样。 第二天清晨，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。叔母站在门口，递给我一袋她做的萝卜干和一件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。 “叔母，跟我一起去吧。”我最后一次请求。 她没有回答，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泛黄的全家福： “这照片你带着，想我了就看看。我这辈子当不了你妈，至少能当你身边的人。” 我坐在回北京的车上，打开那个塑料袋，里面是那件婴儿棉袄，已经重新缝补过，还新添了一层棉絮。 手机震动，女友发来消息：“你叔母愿意来吗？” 我抬头看向窗外，田野飞速后退，远处的小镇越来越小，最终化作地平线上的一个模糊的黑点。 我在屏幕上打出两个字： “不肯。” 然后我删掉了，改成： “她很好。” 想了想，我又觉得不对。她不只是很好。她是叔母——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活成了别人依靠的人。而我，却连成为她依靠的勇气都没有。 窗外又下起了雨。我把棉袄放在鼻尖，上面有一股樟木的味道，还有叔母身上的气息——那是我整个童年都无法定义的味道。 不是母亲的味道，又有点像母亲的味道。 我闭上眼，叔母站在门口送别的身影渐渐模糊。我知道，下次再回来，她一定还站在那里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，对我笑着说： “回来了就好。”# 叔母 窗外的雨已经下了整整三天，我坐在老宅的厅堂里，看着叔母一针一线地缝补着一件早已褪色的婴儿棉袄。 “这棉袄是你小时候穿的。”她抬起头，眼角的皱纹像蛛网般细密，声音却依然温和如水。 我叫陆远，今年三十二岁，在北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一座不大的房子，和一个准备结婚的女友。但在接到这通电话之前，我已经有七年没有回过这座南方小镇。 电话是邻居周婶打来的，说叔母摔了一跤，住了三天院，谁也不肯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