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想与愿望

理想与愿望那年夏天，我站在矿区边缘的缓坡上，第一次感觉到理想这个词，像一块滚烫的石头，卡在胸腔里。 我叫陈远，那年我十七岁，在镇上的矿工子弟中学读高一。我们学校的学生，父亲十个里有九个下井。我们的理想也很统一——考出去，考得越远越好，越远越好。最好是北京，上海，再不济也要是省城。班主任刘老师总说，你们的愿望就是走出这座山，可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，没人回答。 我没想到，先替我回答的人，是陆晓。 陆晓是我们班唯一一个从省城转来的学生。她父亲是矿上请来的地质工程师，在粉尘里泡了半辈子，头发白得像矿灯的光。陆晓来的时候穿着洗得发白的格子裙，站在讲台上说“大家好”，脸就红了。她在省城参加过化学竞赛，会用显微镜，还把一本《居里夫人传》翻得卷了边。 “陈远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”课后她问我。 我想了想，说：“考大学，让我爸别下井了。” 她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她说那不是理想，是愿望。愿望是我想让你好，理想是我要成为什么。她把“成为”两个字说得那么重，好像在念一个神圣的词。 那个夏天，矿上出了一次事故。不算大，但封闭了四号井的东翼采区，死了两个人，都是我认识的人的父亲。矿上停了一个月，所有人都在沉默。我坐在院子里看远处黑黢黢的山脊，觉得山像一只蹲着的巨兽，随时要把我们都吞进去。陆晓来找我，站在我家门口，手里攥着那本《居里夫人传》。 “你要留下来吗？”她问我。 “走不了。”我说，“我走了，我妈怎么办，我爸怎么办。” 她看着我，眼睛很亮，亮得像实验室里试剂燃烧时的光。沉默了很久，她说了一句话，那句话到现在都在我脑子里刻着——山在，人就在。人要走出去，是为了有一天能把山变成另一种山。 陆晓走了。她父亲被调到另一个矿区，走的那天她往我书包里塞了一封信，信里只写了两行字：理想是你在夜里看得见的那颗星，愿望是你能走到那颗星下去。 我拿着那封信，站在矿区的坡上，风吹得眼睛生疼。 很多年以后，我站在北京一所大学实验室的窗前，窗外是灯火通明的城市，没有山，没有矿，没有粉尘。我把那张泛了黄的信纸夹进实验报告里，抬头看夜空中唯一一颗亮星。 后来我回到了那个矿区。不是回去，是回去。我带着一张地图、一份地下水治理方案，和三个硕士、两个博士。我们在废弃的采空区上方建起了第一个生态修复站，自己打井、取样、建模、设计。没人相信这片地能重新长出草来，但我相信。 因为陆晓教会了我一件事——愿望是走出去，而理想是带着所有走不出去的东西，一起走出去。 那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手，把山变成另一种山。而我此生最珍贵的愿望和理想，都始于一个女孩递过来的一本薄薄的书，和一个炽热的不肯熄灭的夏天。那年夏天，我站在矿区边缘的缓坡上，第一次感觉到理想这个词，像一块滚烫的石头，卡在胸腔里。 我叫陈远，那年我十七岁，在镇上的矿工子弟中学读高一。我们学校的学生，父亲十个里有九个下井。我们的理想也很统一——考出去，考得越远越好，越远越好。最好是北京，上海，再不济也要是省城。班主任刘老师总说，你们的愿望就是走出这座山，可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，没人回答。 我没想到，先替我回答的人，是陆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