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去市民游泳池的两个女儿# 带去市民游泳池的两个女儿 我是在车库翻到那张旧游泳卡的。泛黄的塑料卡套里,夹着一张2005年的照片:两个扎着冲天辫的小女孩,蓝色泳衣上印着米老鼠,站在市民游泳池的深水区边缘,比出胜利...
带去市民游泳池的两个女儿# 带去市民游泳池的两个女儿 我是在车库翻到那张旧游泳卡的。泛黄的塑料卡套里,夹着一张2005年的照片:两个扎着冲天辫的小女孩,蓝色泳衣上印着米老鼠,站在市民游泳池的深水区边缘,比出胜利的手势。 我叫林建国,今年五十二岁,是一家机械厂的质检员。妻子刘芳在超市做理货员,大女儿林晓已经结婚,小女儿林悦刚考上研究生。我们家的生活,就像这座城市里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一样,平淡、琐碎、按部就班。 那时候我还年轻,三十出头,每个周末最大的快乐就是骑着那辆二八大杠,前面坐着大女儿,后面坐着小女儿,车把上挂着装泳衣和零食的塑料袋,一路叮叮当当骑向市民游泳池。两个女儿会在后座上唱歌,“爸爸的爸爸叫爷爷”能来回唱三遍。 市民游泳池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公共消暑场所。水泥砌成的泳池,四个角都有滑梯,水永远是氯气味道浓重。两块钱一张票,不限时,从下午一点游到晚上八点。池边站着穿白色制服的安全员,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,哪个小孩敢在池子里撒尿,竹竿就伸过去在他脑袋上点一下。 “爸爸,看我!”小女儿林悦总是第一个下水,她站在池边,双手合拢举过头顶,“我要跳水了!” 她跳进池里的姿态永远不会改变——双脚先入水,激起巨大的水花,像一颗笨重的小炮弹。大女儿林晓则不同,她会扶着池边的扶手,一级一级慢慢走下去,直到水没过肩膀,才小心翼翼地松开手。 “姐,你别怕!”林悦从水里冒出头,甩着湿漉漉的头发,一把拉住姐姐的手,“我牵着你!” 大女儿林晓害怕水,却从不说。她只是抿着嘴,让妹妹拉着她,在浅水区一步一步地走。有一次,我看见她偷偷用袖子擦眼泪,问她怎么了,她说:“没事,水进眼睛了。” 我教她们游泳,用的是最笨的办法。我站在水里,让她们轮流趴在我手臂上踢水。林悦学得快,三天就能憋气漂起来。林晓挣扎了很久,最后只能在浅水区扶着池边移动,像一只学飞的企鹅。 “爸爸,我是不是很笨?”她有一次问我。 “不笨。”我说,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。” 傍晚时分,我们会去泳池旁边的小卖部买冰棍。两毛钱一根的老冰棍,两个女儿分着吃。她们会把冰棍掰成两半,然后比较谁的那半大。林悦总说姐姐的比较大,林晓就默默把自己的冰棍往妹妹那边推一推。 这些记忆太鲜活了,鲜活到我几乎能闻到那股氯气混合着太阳晒过的水泥味。可当我试图把这辆二八大杠、两个女儿、冰棍和游泳卡拼凑起来时,我却发现—— 这个周末,林晓在微信上说她加班,林悦在电话里说她要去图书馆。 “没事。”我说,“你们忙你们的。” 挂掉电话后,我去车库翻到了那张游泳卡。照片上的两个女孩笑得很开心,但那到底是谁拍的?是我妻子吗?还是某个邻居?我记得那天的太阳很毒,记得冰棍是绿豆味的,记得林悦呛了三次水,可我偏偏想不起拍照的人是谁。 我把游泳卡翻过来,背面用黑色马克笔写着几个字:2005年7月,两个最勇敢的小游泳员。 那是我妻子的字迹。 “刘芳,”我坐在车库的小马扎上,拨通了妻子的电话,“你还记得咱们年轻时候,周末带两个女儿去市民游泳池吗?” 妻子沉默了几秒:“怎么突然问这个?” “我找到了一张游泳卡。” “那地方早拆了。”妻子说,“建了个水上乐园,门票八十块。” “陪我再去一次吧。”我说。 电话那头,妻子的声音有些意外:“你发什么神经?” “不是神经。”我盯着照片上两个女儿的笑容,“我就是想,去那个地方看看。哪怕它不在了,看一眼也行。” 妻子又沉默了。过了很久,她说:“你这人,倒是头一回提出这么浪漫的要求。” “那你去不去?” “去。”她叹了口气,“周末调个班吧。” 挂掉电话,我继续坐在车库里,手里握着那张游泳卡。时间就像池子里的水,你以为自己能游过去,实际上你只是在原地打转。而那两个小小的人影,她们的每一步,其实都在往前走。 这个周末,我打算带妻子去市民游泳池。不,应该说是去水上乐园。我能想象她会站在新修的池边,皱着眉头说:“这水太贵了,不如当年。” 而我大概会说:“是啊,不如当年。” 但是没关系。因为我会拉住她的手,就像当年在水里拉着女儿们一样。然后我们会在池边的台阶上坐一会儿,什么都不做,只是看着新的人们在水里扑腾。 那时候,我们会想起一个叫林建国的父亲,他曾经骑着二八大杠,车前挂着塑料袋,车后坐着两个扎冲天辫的小女孩。他的衣服总是湿透的,分不清是汗还是水。他会在泳池边坐着,看着女儿们嬉闹,心里想:这辈子就这样吧,挺好的。 这样的想法很普通,当年只觉得是平常。可是现在,他坐在车库里,发现这辈子恐怕就这样了,而那个“现在”已经过去了二十年。 带着这样的遗憾和顿悟,我等待着周末。我想,也许这次去市民游泳池,我会对妻子说些什么。也许什么都不说,也挺好。# 带去市民游泳池的两个女儿 我是在车库翻到那张旧游泳卡的。泛黄的塑料卡套里,夹着一张2005年的照片:两个扎着冲天辫的小女孩,蓝色泳衣上印着米老鼠,站在市民游泳池的深水区边缘,比出胜利的手势。 我叫林建国,今年五十二岁,是一家机械厂的质检员。妻子刘芳在超市做理货员,大女儿林晓已经结婚,小女儿林悦刚考上研究生。我们家的生活,就像这座城市里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一样,平淡、琐碎、按部就班。 那时候我